落笔麦积山石窟
庾信（513年—581年），字子山，南阳新野（今河南新野县）人，著名文学家。庾氏祖籍河南，永嘉之乱中南迁至荆州江陵，江陵就是庾信出生地。庾信生于南方，晚年滞留关中，终老于长安，无论生活，还是文学，都见多识广，融南北之两长，登上了时代文学的最高峰，影响极大；尤其是考虑到他还给丝路瑰宝麦积山石窟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（《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龛铭并序》），因此，值得我们推介。
新野庾氏是东晋最高门阀，但庾信不在这个门阀里面，他们一支应该是相对普通的士族。即便如此，其家族也是“七世举秀才”“五代有文集”，尤其是庾信父庾肩吾，是梁朝著名文人、书法家。因此，自幼聪敏、博览群书的庾信，便早早地崭露头角，十五岁起即陪太子萧统读书（任东宫侍读）。
萧统去世后，萧纲继任太子。萧纲是个文学种子，其文采比庾信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因此，在萧纲的东宫，庾氏父子“恩遇莫比”，庾肩吾任东宫太子中庶子，庾信任东宫抄撰学士。庾信就像是一个含玉出生的贵种，一入仕途，便踏进无边的春风里。也是在萧纲的东宫，经萧纲、庾肩吾、庾信、徐陵等人互相推阐，风月无边的“宫体诗”诞生了，庾信也因此而成为宫体创作的健将。不过因梁末战乱，他的这类作品留存极少，否则会受到更多的批评。
展开剩余78%太清二年（548年），“侯景之乱”变起仓皇，乱军迅速渡江。梁武帝君臣慌乱一片，捉襟见肘。紧急时刻，萧纲命庾信率领宫中文武千余人守朱雀航。朱雀航即朱雀桥，是渡过秦淮河、通往建康朱雀门的关键门户。庾信以文士而膺武职，而且是关键时候守关键通道，责任重大。可是，当庾信望见敌军连马首都裹着铠甲时，吓得魂飞魄散，望敌先奔，朱雀航直接撤防，侯景长驱直入。庾信在侯景之乱中的拙劣表现，成为后来批评他的要点之一。
侯景攻破建康城之后，饿死了萧衍，囚杀了萧纲，臭名昭著。庾信身陷乱军，后来趁机逃出，间道奔江陵。江陵的主政者是野心勃勃的梁武帝第七子、都督七州军事的萧绎。对于建康围城，萧绎见死不救，等着摘果子；庾信作为萧纲的心腹，必然不受萧绎待见。于是，萧绎派遣庾信出使西魏，他想通过外交稳住西魏，然后与北齐开战。远交近攻，萧绎反用之为近交远攻。
当庾信在长安城中，眼睁睁地看着西魏大军开拔、去进攻自己的家园时，他欲哭无泪，恨铁不成钢。果然，三月之内，梁朝灭亡，庾信从此长留关中，直到去世。在西魏，庾信以其隆重的文名而受到统治者的礼遇，曾任洛州刺史、司宪中大夫、司宗中大夫等职，闲职有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等。
虽然庾信在西魏、北周的职位不是特别高，但他的受重视程度和闻名程度却很不一般。北周明帝宇文毓、武帝宇文邕都爱好文学，他们礼遇庾信；宗王里面，赵王宇文招、滕王宇文逌等与庾信密切往还，宇文逌还专门为庾信编纂文集（《庾子山集》）；北周公卿的墓志以庾信撰写为荣。庾信凭借其高超的文学才华，赢得了北方士人的高度崇拜。
但在庾信心里，他却很难融入这个群体，无论是生活，还是文化，他都深为鄙视。为了生活，他不断地交好达官显宦、在碑文里说好话，他也不排斥做官、甚至还兢兢业业地做官；可他的心思却长留江南，因为那里是他的故乡、故国所在，他最好的年华、最惬意的生活、最美的回忆都在南方，所以，故国之思、故乡之恋就成了庾信晚境思想中当仁不让的主题。而当他用在南方培养的华美文采，来描写北方的旷野长川和落魄生涯时，其文学中原来的旖旎情思和浓艳辞采，就都升华为苍凉劲健的格调和华美精深的文采；而这种升华，正是完美地融合了南北文化各自的精华，所谓“融南北之两长”，“文质彬彬，尽善尽美”，庾信也因此而登上了六朝文学的最高峰，成为“梁之冠冕，启唐之先鞭”的伟大作家。
而当这样伟大的作家，与艺术奇珍麦积山石窟联袂、牵手时，石窟本身与作家自己都会焕发出异样的光芒。《庾子山集》中，今存《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龛铭并序》一文，显然是为麦积山石窟而作。在四大石窟中，很少能有像庾信这样的顶流作家撰文题壁者。所以，是庾信给了麦积山石窟以特殊的荣光。正如冯国瑞《麦积山石窟志》所赞：“令岩豁生色者，为庾信佛龛一铭。层壁摩崖，照耀寰宇。虽龙门伊阙，亦无此等伟迹。”就连龙门石窟，也没有像庾信这样顶流作家的润色文章。
我们还想知道的是，庾信是什么时候、什么机缘来秦州麦积山并撰写铭文的？撰好之后，刊刻在麦积山石窟的哪个地方？这些问题并不好回答，因为今天麦积山石窟中没有发现当年刊刻庾信铭文的摩崖或碑刻，而仅有明代嘉靖年间冯惟讷等人刊刻庾文的石碑。当年到底有没有刊刻在麦积山？如果刻了，为何后来不见？不会是坍塌或毁坏了吧？如果没有刻，那为什么不刻？谁都知道，庾信如此文豪，其文章必能大大增益石窟的价值，为什么求来的文章却又不刻呢？似乎情理难通。
五代时，著名文人、礼县人王仁裕曾游麦积山，作《麦积山诗》，跋曰：“石室之中，有庾信铭记，刊于岩中。”这似乎是确凿的记载，“刊于岩中”，即刊刻在岩石上，而不在洞窟里面。可是，如今的麦积山崖上，却丝毫不见庾文痕迹。王仁裕到底去了没有？是否亲眼审视过？谁也无法求证。
民国以前，石窟管理者传言，铭刻庾文的石碑放在第133窟（俗称“藏碑洞”），因为该窟太高，栈道损坏，无法亲临验证。1953年，文化部麦积山石窟勘察团架设凌空栈道，终于成功登临“藏碑洞”，发现造像碑18块，遗憾的是，里面并无庾文的踪迹。庾文到底有没有刊刻，仍是个历史悬疑。因为悬疑，所以有人就怀疑庾文的真伪，说那本就是托名文章，企图借庾信之名以重其文。我们虽不同意这些质疑，但又找不到有力的证据来驳斥。
现一般认为，北周保定五年（565年）秋，周武帝宇文邕曾两巡秦州，推测庾信可能随行。这次随行，恰逢秦州大都督李允信在麦积山“壁之南崖，梯云凿道”，为其亡父造七佛龛。于是，庾信应李允信之邀，为其撰写铭文。还有推测说庾信可能任李允信幕僚，因作此铭。
不管如何，这些推测都为理解庾信和麦积山石窟增添了意蕴，深化着石窟的文化内涵。也不管如何质疑，庾信铭文就摆在那儿，收在其文集中，至少我们宁信其有，不信其无。庾信之文，与石窟中的“东方微笑”一样，都是麦积山的金字招牌，是麦积山厚重人文的历史见证。
来源：黄河清风
编辑：蒋应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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