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为北京的美食地标，簋街1472米的街巷里，聚集着130余家餐饮商户，日均活跃外卖骑手超475人次，日均订单3000单、高峰期突破5000单，构成了“商家——骑手——平台”紧密联动的微观生态，也成了外卖行业矛盾的集中缩影。
“总有12345的派件和派出所的报警，商家怨骑手催单太急，骑手怪平台算法太严，平台说要保效率、保用户体验。”北新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龙凤这样描述这一矛盾，“三方都有难处，却似隔着一道信息壁垒。”
今年4月起，东城区人社局携手北新桥街道，开始“破题”。
副局长骑上电动车体验一线送餐
打破僵局的第一步，是到一线找问题根源。
今年4月份一开始，东城区人社局副局长付楠楠就牵头设计了一整套立体式调研方案。
极端天气平台给不给补贴？平均等餐多久？会不会被要求集中取餐？这份涵盖送餐过程、权益保障、优化服务链条等多个板块的问卷，最终回收了119份有效样本。
今年6月，付楠楠戴上头盔、跨上电动车，跟着老骑手穿梭在街巷里。后厨里厨师们挥汗如雨的忙碌场景、取餐时“马上就好”的模糊答复、超时后平台扣款的提示，让她亲身体会到骑手“靠单吃饭”的焦虑。
“我们原本以为骑手最关心社保政策，没想到他们张口就是‘别罚我款’‘出餐能不能快一点’。这个巨大落差给我和调研组的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”付楠楠回忆道。
调研团队还走进胡大、花家怡园等餐厅后厨，看分餐流程。商户们的委屈也浮出水面：爆单时厨房早已超负荷，骑手频频催单反而打乱节奏；餐品洒漏后责任界定难，各说各理。
团队最终梳理出13项骑手核心诉求、15项商家发展需求，形成翔实的专项报告，精准锁定了“出餐慢致超时罚”“餐损责任界定难”等核心痛点。
把商业平台请到谈判桌
摸清问题后，协商成了关键一步。
5月9日，街道组织首场“骑商协商会”。龙凤特意筛选3名敢说会说的资深骑手，搭配胡大、花家怡园、手打柠檬茶等不同类型商户代表，确保各方声音都能被听见。
“问后厨餐好了没，答案永远是‘马上’‘在锅里做着呢’，让我们一等就是半小时，后面的单全黄了！”骑手大倒苦水；“我们不是预制菜，爆单时根本忙不过来！”商户也有难处。
座谈会火药味十足，但最终达成了7项商户规范和8项骑手准则。商家承诺设置外卖专用取餐区、精准预估出餐时间；骑手保证文明取餐、主动核单。双方还共同签订《簋街商圈外卖行业和谐生态倡议书》，用15条自律细则化解矛盾。
但矛盾要彻底化解离不开各大平台。“平台规则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他们对区域性协商起初有顾虑。”东城区人社局工作人员说。
这时“市——区——街”三级联动派上了用场，区里带着“簋街问题是行业共性问题”的判断反复对接，市人社局提供政策支持背书，街道则收集骑手真实案例。
8月1日，各大平台终于被拉到“谈判桌”。当天，人社部、市相关领导莅临现场，全区11个部门列席。美团、饿了么（现更名为“淘宝闪购”）、京东三大平台代表首次与骑手、商户同坐一桌，开启三方共商模式。
“突发暴雨天气的超时罚款能及时调整吗？”“差评申诉石沉大海，平台能不能快点回应？”面对骑手和商户的尖锐提问，各平台当场承诺：根据商户历史出餐数据优化派单算法，缩短差评处理时效，试点智能出餐格、优惠智能头盔等硬件，更要逐步取消超时扣款，改为更优的激励机制。
这次协商，让骑手、商户和平台三者之间从“隔空喊话”到“同桌议事”，外卖生态里终于多了份换位思考的同理心，簋街的餐饮外卖治理逐步从“各唱各的”到“共商共治”。
外卖纠纷投诉比原来下降
如今再到簋街，就能发现一些新变化。花家怡园的取餐区里，美团试点的“智能出餐格”整齐排列，店员把外卖放上去，重力感应就会自动给对应骑手发“出餐提醒”。付楠楠特意体验后发现，骑手用上“智能出餐格”以后方便多了，这也彻底解决了“找餐乱、拿错餐”的问题。
平台的算法也变了。“算法取中”替代了过去的“算法取优”，不再用最快速度预估送餐时间，而是以平均速度为标准，暴雨、晚高峰等特殊时段还会自动延长时效。饿了么（淘宝闪购）今年11月已率先取消北京地区超时扣款，美团也承诺年内跟进，骑手们再也不用为几分钟的延误提心吊胆。
区人社局还利用早会“一刻钟”开设微课堂，人社干部用“骑手语言”讲职业伤害保障；联合北京市第六医院的心内科医生，教骑手胸闷心悸时的“自救三步法”。
“外卖纠纷投诉比原来有不少下降。”龙凤从12345派件的数量中看到了变化。
从“沉浸式调研”摸清民生痛点，到“三级联动”打破协商壁垒，再到“三方共治”实现长效治理，东城区以簋街为“小切口”，撬动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“大民生”。这份“簋街样本”，不仅让穿梭在城市街巷的骑手们感受到了温度，更探索出一条“政府引导、平台负责、多方参与”的协同共治之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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